是”一份狂野而奇特的献礼”。他看到，在这本书中，除了约翰·韦伯以外，还有不少会令今天的读者感到惊奇的说法——荷兰学者佛休斯（Issac Vossius）曾经盛赞中国的艺术和科学是世界之最，声称多么希望“自己是生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法国学者菲利普·马松（Philippe Masson）“证明”中文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希伯来语，他认为，《旧约》当中许多棘手的语言问题都可以从中文当中找到答案——例如，上帝哺育沙漠之中的以色列子民的“吗哪”（Manna），就是中文当中的“馒头”的变音；瑞典学者奥劳斯·鲁德贝克（Olaus Rudbeck）则认为，中文是最接近哥特语的语言。史景迁说，巴耶尔将这些“古怪晦涩、浩如烟海”的内容都综合起来，即使他们的理论“模糊肤浅”，或者让人“如坠云雾”，也不应该被轻易否决掉，因为在这些热情洋溢的理论背后，有先驱的“睿智和勤勉”。 结论都荒谬，评价为何不同？ 对于当时中国语言学研究当中哪怕是最荒谬的结论，巴耶尔也不愿意完全否定——无论是认为中文是世界所有语言的原始语言的约翰·韦伯，还是用乐理知识构造中文声调的穆勒（Andreas Müller）——因为他看到这些人的学术生涯都展现出了“尝试理解中文的执着热情和令人尊敬的创造力”。史景迁也认为，在汉学研究先辈当中，有对喜爱的事物评价过高的情况，也会有过度的热情和轻率的折中，但是他依然喜欢思考这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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