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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耶尔、史景迁等汉学家对前辈学者荒谬结论的宽容相比，翟桂鋆的“英语起源于中国”遭到的质疑堪称残酷，不仅被网友“群嘲”，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向宝云在研究生院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用作“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负面学术研究案例，甚至还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人民日报》称，很难想象，在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近两个世纪后，在全球文化深度互动对话的今天，仍有人把中国作为其他文明的起源，把世界文明成就附会于中国的创造，“这折射着一种盲目的自大。”
有评论者将杜钢建、翟桂鋆等人的学术流派称为“学术战狼”，其代表作品是杜钢建的著作《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这本书论证了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埃及人、日耳曼人全部都来自中国。公众号“短史记”的评论文章 称，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希望通过证伪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来强调中国文明的古老与先进，将自己的所谓“研究结论”与“提升民族自信”之类的大词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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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样的做法相比，或许，350年前，韦伯等欧洲汉学家对世界的热情和创造力，就显得更加笨拙和可爱一些。作为早期业余汉学家，韦伯对以前传教士零散的汉语知识进行了概括，并且对汉语作出了阐释。虽然他的论据夹杂着想象和虚构，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些令人好笑，但是陈怡看到，韦伯是第一个通过长达一本书的系统试图为汉语在世界语言当中确立位置的人。在欧洲早期汉学家那些热情而荒谬的作品被世人逐渐遗忘之后，学术上更加成熟的职业汉学家才逐渐涌现出来。
“在巴别塔之前，人类说着什么共同的语言？”这样的疑问显示出，在韦伯的时代，《圣经》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他的著作无疑也显示出：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西方人的文明观念正在经历更新，他们开始主动了解欧洲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这些不仅体现在研究中国语言的爱好者身上，也体现在其他领域——歌德和伏尔泰曾经受到《好逑传》《赵氏孤儿》等影响；创立“三权分立”学说的孟德斯鸠对中国也非常关注。由于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在教权衰落与理性精神兴起的过程当中，中国文化的西传和早期汉学也由此参与了17、18世纪欧洲社会大转型、思想大变革。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在西方早期汉语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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