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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时任中国电力工业部部长，分管副总理、总理的李鹏正是在此背景下力主三峡建设。1992年“两会”该工程建设议案以前所未有的低赞成率（仅67%）艰难获得通过。
事实上，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即有不少批评声音指责某些高层强行推行如此具有争议的水电建设方案有捞取个人政治声誉之嫌。在六四事件前夕，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戴晴组织编写了一册反对意见的汇编《长江，长江， 三峡工程论争》，后流亡海外的时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在该书前言部分称，
在中国，一切问题无不带有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重大问题尤其不可能不被视为政治问题。……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在三峡问题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始终是一个有形无形的决定力量，完全扭曲甚至扼杀一切科学探讨与论争，画地为牢把一个拨动国人心弦的问题变成一个人人宁愿三缄其口的禁区。
也正是如此，当三峡大坝得到高层一再背书、板上钉钉，不容质疑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十几年前坝顶的80多裂纹不容置疑，今年7月初外界利用Google地图得出坝体变形扭曲甚至有垮塌风险的传言更不容存在。于是，先是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将传言的结果归咎于地图技术问题，直到将近一周之后，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才承认三峡大坝存在坝基移位问题，但也仅限于此，“坝体变形处于弹性状态”。
的确，每个人不可能都是水利专家，不可能对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营数据了然于胸；但是每个人仍然有怀疑的权利，有索取真相的权利。
事实上，从技术层面看，三峡工程从构想到1993年正式开工，前后跨越数十年，期间不可谓未经充分的科学论证，决策层不可谓不谨慎。为了积累前期经验教训，中国政治甚至先期建设了葛洲坝水利枢纽。所以说，在项目的可行性上，三峡建设项目未必只是政治化的“好大喜功”。
只是，令人无法容忍或者挑战人们心理承受力的是后续工程项目中的贪腐行为。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李鹏退出政坛后的第二年，中国官方宣布查处贪污资金已有4,000多万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大部分都是挪用或者侵占移民款。2007年6月底，中国审计署公布了三峡工程审计结果，因结算管理和合同管理不够严格增加建设成本4.8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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