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5日星期二

四川小学“戒尺进课堂”一年多 校方:学风改进大(图)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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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熊孩子”在校犯错,老师应如何教育?近些年来,师生关系、家校关系颇为敏感,老师们陷入“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有老师苦恼:对调皮捣蛋的学生,“不会管”,也“不敢管”。对此,有教育界人士呼吁,“请把惩戒权交给老师”。

四川达州市大竹县第二小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该校2018年3月开始“请戒尺进课堂”,对违规学生实施轻微惩戒,彼时曾引发热议。将近一年半后,澎湃新闻回访该校,试图了解“戒尺进校”后的效果。



大竹县第二小学“请戒尺入课堂”,实施已有一年多。采访对象供图

“这一年多来使用戒尺得当的班级,班风、学风都有很大的改进。”大竹县第二小学校长沈逢春6月21日告诉澎湃新闻,在他看来,“惩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有的孩子“过于娇惯”,加上舆论对于师生关系的敏感,老师们大多不敢使用惩戒权,担心会被解读为“体罚学生”。

沈逢春说,“惩戒教育”缺失令整个教育生态出现了问题,“一些孩子没有规矩,不知敬畏,无法无天”。学校会继续坚持“戒尺进课堂”活动,将长期开展下去。

“顶着压力”请戒尺入校

作为一所规模较大的县级小学,大竹县第二小学有2000余名学生,接近一半都是留守学生。在2018年3月以前,因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过分溺爱,不少孩子没有形成良好的习惯,违规违纪行为频发,学校为此想尽办法,却收效甚微。

“这些孩子,打不得,骂不得,老师们不敢惩戒、不敢放手管,但光靠单纯说教,没有效果。”彼时,沈逢春对此颇为苦恼。“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是充满了信任和期待的,他们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束手无策,我们不管谁来管?如果就为了声誉而放弃教育,我们就辜负了这一代孩子。”沈逢春称,这是“让戒尺进课堂”的原因。

2018年3月5日,该校在教职工大会上正式提出“让戒尺进入课堂”的想法。所谓“让戒尺进入课堂”,即由学校为各个班级配备一把刻有《弟子规》内容的标准戒尺,如果学生违反了校纪班规或老师所作的其它规定,如上课不认真听讲、不遵守课堂纪律、写作业马虎或不完成作业、目无师长、品行不端等等,老师就可以动用戒尺对学生实施轻微惩戒,以达到让学生认识错误、改良习惯、心存敬畏、勤学上进的目的。

沈逢春说,该活动反复征求了老师的意见。总体而言,老师们对此较为支持,但高年级老师略有疑虑,对使用戒尺很慎重,其原因在于,大一点的孩子自尊心强、有逆反心理。

在该校随后发出的《告家长通知书》中,学校对家长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仅有约3.5%的家长没有表示支持,其中,约3%的家长“持保留态度”,选择观望,而近0.5%的家长选择“不支持”,担心戒尺进入课堂后,会有老师体罚孩子。

此外,社会舆论也未必站在学校这边。“许多大城市的学校和教育专家都提倡赏识教育,对‘戒尺进课堂’是不认同的。倘若看到戒尺出现在学校里,会说‘这个校长没有水平’。”但沈逢春认为,在孩子家庭教育水平跟不上的情况下,引入戒尺确有必要。

“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即使是冒险,也要让戒尺进入课堂。”沈逢春称,经过前期准备后,当年3月13日,“戒尺进入课堂”正式启动。“学校顶着压力开展这项活动,本意是希望通过发挥戒尺的惩戒作用和威慑作用,帮助学生纠正或改正学习和行为上的不良习惯,引领他们阳光做人、健康成长。”



大竹县第二小学“请戒尺入课堂”,实施已有一年多。采访对象供图

使用戒尺得当,学风改进较大

该活动被媒体报道后,曾引发较大争议。有网友担心,“惩戒”极易异化为“体罚”,对学生动用戒尺,也会加剧师生矛盾。对此,沈逢春回应称,学校对于戒尺的使用流程有明确的规定,具体为“一请二问三惩四慰”。

第一步请戒尺,犯错的学生恭敬地请出戒尺,送到老师手中;第二步是老师拿着戒尺问学生,“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对你动戒尺,你错在哪里,将来还会犯这种错误吗”;学生回复后,则进行第三步,“惩戒”。

“所谓惩戒就是轻打学生手板两下,老师在打之前也会自己试一下力度。但是要在班级纪律整顿好之后再打,让大家见证这个过程,目的是要大家把戒尺当成班级的‘法’,从而知敬畏,懂规矩。”沈逢春说。

第四步是“慰”,即心理抚慰。“告诉学生,虽然犯错了,但是只要改正了,依旧是好孩子,老师依旧很喜欢你。”沈逢春称,上述措施颇为有效,一些家长曾担心戒尺进入课堂后,会有老师体罚孩子,但真正实行后,家长们都很欢迎,认为这是好事。“其间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为老师使用戒尺,家长不满意的情况。”

但具体到班级,“戒尺”带来的效果有所差别,比如部分老师对于使用戒尺还是有“怯惧心理”,担心出事。“相对而言,高年级戒尺使用效果没有低年级好。”沈逢春说,尽管学校对如何使用戒尺作出了具体要求和规定,但虑及孩子们的自尊心和逆反心理,高年段(四、五、六年级)老师对使用戒尺较为慎重;而低年级学生对老师非常信任,很听老师的话,因而效果更好。

“这一年多来使用戒尺得当的班级,班风、学风都有很大改进。”沈逢春坦言。

已有地方赋予教师“惩戒权”

对于大竹县第二小学“请戒尺入校”的举动,《中国教育报》曾在微信平台上进行投票调查,结果显示,近8000名网友中,94%支持戒尺进课堂,41%认为应该增加教师的惩戒权。这让沈逢春颇受鼓励,称“学校会坚持将‘戒尺进课堂活动’做下去”。

沈逢春认为,“惩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有的孩子“过于娇惯”,加上舆论对于师生关系的敏感,老师们大多不敢使用惩戒权,担心会被解读为“体罚学生”。“‘惩戒教育’缺失令整个教育生态出现了问题,现在一些孩子没有规矩,不知敬畏,无法无天。学生年龄还小,就像小树苗,对很多事情仍是懵懂的,需要学校予以正确引导。”沈逢春说,对于不良习惯较多的孩子,倘若现在不管,他们长大了或会被视为“社会的包袱”。

这些年来,社会上对“惩戒教育”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不断有声音呼吁“赋予教师惩戒权”。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张国新建议,为遏制校园欺凌,应通过立法将教育惩戒权交给学校和教师,“做了错事如果不受惩罚,只会助纣为虐”。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木洲告诉澎湃新闻,教师是国家法定的实施教育的主体,“惩戒权”实际上是教师的一种职业权力。在他看来,在具体教育过程中,根据学生不当行为的性质、表现及严重程度,教师可以实施不同的惩戒权,一般而言,包括批评权、隔离权、罚没权、留置权、警示权、剥夺权、评定权以及叫家长或交由学校处理等强制性权力。

“对于较轻微的偏差行为,一般采取批评和警示教育即可。只有对于较严重或严重的偏差行为,才应该采用较为严厉的措施实施惩戒。”李木洲认为,具体而言,惩戒的方法与度,确实很难把握,在于教师对惩戒权的认识是否深刻到位。

“教师如何实施惩戒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教育艺术,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教育素养,特别是在实施惩戒之时能够做到张弛有度、灵活把握和注重后效。应该说,惩戒不是目的,而是教育手段。” 李木洲说。

事实上,已有个别地方对赋予教师惩戒权予以支持。2019年4月12日,广东省司法厅在官方网站公布了《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受到广泛关注。该草案专门明确了中小学教师的管教权和学校合理的教育惩戒措施,规定学校和教师依法可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比如,对学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不能完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中小学教师可以采取一定教育惩罚措施。

而在更早的2017年3月,《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施行,其中规定,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情节严重的,视情节给予处分;学校的惩戒规定应当向学生公开。这是地方第一次将“惩戒”正式写入规章办法,一度引发舆论热议。

“这是一件好事。”沈逢春称,将“惩戒教育”引入课堂,只要掌握好“度”,是有效的,也是对孩子负责。

不过,关于教育惩戒权,国家层面还缺乏明确而系统的法律规定。《北京日报》此前报道称,无论《教育法》《教师法》还是《义务教育法》,对于教育惩戒都没有明确规定,只在2009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通知》中,规定了“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力”,但对于“适当方式”“批评教育”以及后续手段等,则未作具体说明。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今年3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建议修改《教师法》,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明确其具体内容和适用边界。“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什么是教育的惩戒权,明确它的边界,哪些是教育惩戒的内容或者形式,哪些不属于教育惩戒的范畴,使得教育惩戒权不能过度。”周洪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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